冯德英评点长篇小说《大刀记》的几句话，抓住了要害，击中了关节
刚刚去世的山东作家冯德英曾经在《忘却不了的作家郭澄清》一文中，提到长篇小说《大刀记》。
有一个山东老一代作家的排名之说，一是冯德英，二是刘知侠，三是郭澄清。当然刘知侠是河南作家，但他主要写的是山东地域，也能算是山东作家。
冯德英
由此可以看出，老一代山东作家并不是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山东文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腿。
冯德英无疑是山东作家执牛耳的第一人。作为同一省的作家，他必然要对另一位著名的山东作家，作出他的评点与界定。
对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冯德英肯定了取得的成就，但是也指出了不足，摘录如下：“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大刀记》的优秀之处非常突出，但作品中的某些缺失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它的后两卷，偏离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艺术描述愈来愈多了。这是当时极左的文艺教条的侵蚀，其负面的影响是普遍的，作家郭澄清自然也是不能幸免。”
这个明显的缺失，冯德英精准地指出来了，最关键的是这样一句话：“偏离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艺术描述愈来愈多了”。
这恰恰是《大刀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大刀记》后两卷，可以称得上完全是一部注水的小说。
现在网络小说的特点，是充溢着无意义的废话与空话，但《大刀记》不得不遗憾地让我们看到，它的巨大的文本量里，也充斥着同义反复的冗赘的对话与叙述。
在《大刀记》同时期的文革小说里，自然难免烙印着政治挂帅的明显痕迹，但是，绝大多数小说在进行社会现实描写的时候，还基本遵循着文学的规律，对人物与事实进行酌量的剪裁，力求以精炼的笔触，表现出社会风貌与人物性格。
但《大刀记》里，在每一个章节中，却放任自流，让人物去进行一些冗赘的交待行动目的的对话，本来一句话能够讲清的事情，偏偏用对话又重新复述一遍，所以就出现了小说往往写了好几页，但实质性的内容一无所有的现象。
这样的内容空洞的小说，在文革期间确实比较罕见。毕竟，三卷本，体量太大，要用去多少纸张，耗费多少成本？在文革那个时代，用黑字白纸，印出空洞的无意义的文学读本，确实有一些浮华与不可思议。
这关键的原因，是作者更像是按照样板戏的程式，来构建小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都带有一种舞台腔，相互对话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舞台表演的台词本。
我们可以摘录《大刀记》里的这一段内容，来看看小说对话，是不是袭仿了样板戏的台词？
小说中的父亲梁永生告诉儿子志勇，他们本不是一家人，这台词，我们是不是非常耳熟：“志勇啊，咱们爷儿俩，本来是既不同姓，更不同宗；找姓梁，你姓常；我是长工的后代，你是佃户的哥血；不过，因为咱们都是穷人的子孙，一条苦根把咱两个苦瓜连在在起，成了一家人；而今，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又把我们变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志……”
这段对话，使人想到样板戏《红灯记》的台词：“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是不是觉得语气很相似？
更值得称奇的是，在小说原稿中，志勇是梁永生的亲生儿子，他收养的常明义的儿子叫志刚。《大刀记》2005版就恢复了这样的设置，而该版本的前篇后来被作者拿出来，命名为《龙潭记》而独立出版，所以《龙潭记》也是这样的人物系谱设置，可以看出，《大刀记》在文革间修改时，对人物的设定，作了一个彻底的扭转，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向样板戏学习与靠拢的结果。
这正是冯德英所指称的“偏离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一个实证。
这种偏离，还表现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些根本难以置信的情节，来表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
这种描写，说的不好，就是陷入到今日抗日神剧的想当然描写的相类似的窠臼中。
比如，小说正篇的开始部分，主人公梁永生从八路军部队，重新回到家乡，开展游击斗争。他招揽大刀队旧部，汇合起革命火种，然后在夜幕下的田野上，召开了支部会议。
就在这个过程中，敌伪出动的巡逻队寻踪而来，追着不放，按道理，这时候，应该立刻中止会议，免得打草惊蛇，暴露目标，但是小说却描写游击队一面阻击敌人，在战斗的间隙，游走在大平原上，一面继续开会，小说写出了大敌当前的危险形势下的游击队员们从容不迫的气质，但是明显偏离日伪肆虐的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现实状况。
用一种样板戏式的乐观主义情调，来代替真实的文学描写，正是冯德英所说的“偏离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具体实例。
《大刀记》里的情节走向，非常简单，正篇共分二十章，几乎就是抗日样板戏的经典性的情节再度演绎，如村庄突围、拔敌据点、被捕入狱、越狱成功、诱敌围堵、封敌退路这些情节，斗争的残酷性与艰巨性远不及同是山东作家冯德英在《苦菜花》中的更逼近自然主义的描写。
其中一些战斗细节的描写，如采用挖坑道逼近敌军的城池、用棉被覆盖着桌子躲避枪林弹雨、向日军喊话竟然城上城下唇枪舌剑，都是一种既有素材的翻版演绎，或者是舞台冲突的小说抒写，了无新意，又缺乏真实性，难以呈现出真实的历史原貌，信息量相当的匮乏。
所以，冯德英必然要对《大刀记》中的这种描写，感到硌眼与刺目，从而使他如实地指出了《大刀记》存在的最大的不足。
在这些共性的情节上，《大刀记》也没有提供出更多的细节，而是用上面我们所说的空洞与没有气息的对话，填充在这些情节中间，几乎让《大刀记》就像是一部样板戏的小说版。
这不能不说是《大刀记》的严重缺陷。如果小说局部描写，存在着生硬的演绎的话还情有可原，但是《大刀记》整个小说，都是建立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空洞的描写上，必然影响到小说的整个的现实主义风格与风味。
在情节空洞的基础上，《大刀记》里也没有刻画好人物形象，小说里的人物也是按照模式化的风格设置出来的，这一点上，也让《大刀记》中没有树立起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相比之下，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也属于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但作者在宏大的主题之下，立足于细节的描写与人物的刻画，里面的角色如“滚刀肉”、“弯弯绕”都成为一类人物的典型，也是中国文学里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就是因为浩然在写作时，仍然遵循着文学的规律，注重生活的真实性的描摹，而不是按照现成的主题，罗列概念化的人物，敷衍成稿。相形之下，《大刀记》与浩然的创作路径完全走了一条南辕北辙的道路，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浩然在坚持文学性的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执着的判断与坚毅的选择。
《大刀记》三卷本，近一百万字，确实是一部宏大体量的长篇小说，但是，由于受作者个人的思辨能力与写作功力的影响，未能坚持做到冯德英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标准与要求，使得小说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毕竟，文学是一个艰辛的事业，无法用标尺去丈量，无法用刻度去标高，它的容易，是它采用了大众都会使用的文字，它的艰难是它连缀起来，必须产生出字符堆砌之后共振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够体味到《大刀记》为什么没有达到更多的对读者的触动的高标准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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