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电影剧情解说「解说」

人类天生具有“弑父情结”，从一出生，他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以摆脱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

——弗洛伊德

《喜宴》是李安“家庭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正是凭借该影片，李安跨入了”世界一流导演“的行列当中。

对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父权文化和性压抑问题的探讨是解读《喜宴》比较热门的角度，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个冷门的角度进行探讨，即“弑父”情节在《喜宴》中的表现。

“弑父”是人成为自身主体的一个必经之路。

弑父并非是要杀死生活中的父亲。

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弑父”行为是指，人作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会不断觉醒，而这种觉醒势必会与父亲意志发生冲突，为了实现自我独立，摆脱上一代人给予的期望而进行的个人选择行为。

父亲作为维系家庭秩序的重要力量，其作用不仅是保护、引导，还有规训和惩戒。一直以来，在父权文化和孝悌文化影响下，父亲成了一种权威的存在，顺从成了一种不可逆的行为模板。

《喜宴》本质上是从伟同父子角力展开的，它所表露出的“弑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就是伟同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之间的对抗，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一种深层次的复现。

伟同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人，他是儿子，也是伴侣；是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也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是为追求爱情的勇敢者，也是为孝悌牺牲的妥协者。

影片开头，伟同母亲的催婚电话，“别有用心”的俱乐部安排，其实都是父权力量的展现，是父权文化对子女的压迫和折磨。“儿大当婚”、“传宗接代”本就是老祖宗遗留下的规矩，只不过现在伟同父亲希望他能践行到实际当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旧的思想观念是希望也是规训。

面对这种来自父母的意志，伟同痛苦不已，他只能习惯通过欺瞒来逃避。谎言是伟同对抗传统，对抗父母意志的强硬方式。

随着影片的推进，我们逐渐明白了伟同不想结婚的原因——他是一个同性恋，他有一个相恋了五年的“女朋友”赛门，两人现在已经同居。

根植于伟同内心的传统文化对同性恋是绝对禁止的，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可面对自己是同性恋这一事实，他并没有阉割自己的性取向，而是勇敢地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并选择了赛门这个伴侣。这是伟同自我意识觉醒后，在性别认同上与父亲的对抗。

这时候，这种对抗方式是隐蔽的。此时的“弑父”行为，是企图摆脱父亲已经植入自己内心的性别选择、婚姻观念的对抗。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边对抗着父母的意志，一边又在努力的坚持自己。我们始终不愿意自己的意志被父母意志所代替。

曾在台湾长大的伟同是受了传统文化洗礼的，他不可能来一场血淋漓的反抗之路。他要考虑自己，但也要顾及家庭，所以伟同是矛盾的，正如他所接受的文化一样。

纵观整个影片，我们不难发现，伟同对父亲的态度，除了尊敬，更多的是畏惧。毋庸置疑，这种畏惧感是父权长期压迫下的真实写照。所以，当赛门抱怨伟同，为什么不像自己一样和父母坦白时，他只是给了赛门一个白眼。他选择保守内心的这个秘密，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办法。

为了应付伟同父母，赛门提议，让伟同假结婚。而作为交换，葳葳可以通过假婚姻来获得美国的绿卡，虽不得已，但不失为一个妙计。于是伟同把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父母，让他意外的是，父母为此特地飞到了美国。

人物关系和剧情的冲突也随着影片的深入展现了出来。原本伟同只是想利用假结婚骗过父母，单纯的去民政局做个登记就完事，但伟同父亲坚持要办酒席。

伟同和父亲也因为要不要办酒席发生了影片里第一次正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双方对彼此行为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是双方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最后，对于要不要办宴席这个问题，伟同妥协了。

为了不辜负父母，为了实现了父亲办宴席的意愿。

影片最后伟同“弑父”行为的成功，是通过父亲妥协上完成的。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早已被父亲看破，但他仍旧假装不知情。在离别之前，通过一次洗碗和赛门海边的谈话，是伟同父亲对儿子同性恋身份的认同，也是对赛门这个儿媳妇的认可。这也象征着父权的逐渐消解与妥协。

以上意见实属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