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皇帝电影剧情「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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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说明朝的皇帝，个个都很有特点，话题感十足。你比如说和尚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工作狂皇帝朱棣，蟋蟀天子朱瞻基，捡漏皇帝朱祁钰，姐弟恋爱好者朱见深，一夫一妻制皇帝朱佑樘，罢工皇帝朱厚璁和朱翊钧，还有木工皇帝朱由校和上吊皇帝朱由检。这一个个的大明天子，随便拎出来一个，那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番。

那么今天，九州就和大家唠个十块钱套餐，就唠一唠被民间戏称蟋蟀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好圣孙”——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影视剧照

仁宣之治

朱瞻基之所以有着蟋蟀皇帝或蟋蟀天子的“雅号”，主要来自民间的野史和文学作品中，例如明末学者吕毖在《明朝小史》里写道：“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还有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促织》中写有：“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里的“宣德”就是朱瞻基的年号，而“促织”就是斗蟋蟀的意思。然而，关于朱瞻基酷爱斗蟋蟀的嗜好在正史中却未见任何端倪，故而无从考证。不过没有关系，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斗蟋蟀示意图

实际上，从史料记载来看，明宣宗朱瞻基确实是一位聪明精干、仁爱务实的好皇帝，这在有明一朝历代皇帝中并不多见。与宋徽宗一样，朱瞻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艺术家，雅尚翰墨，其书画水平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所不同的是，宋徽宗赵佶把所有的能力和精力都贡献在了艺术上了，治国理政那就是个实打实的草包加怂包。而明宣宗朱瞻基不同，除了深厚的艺术造诣之外，人家无论是用人、谋略还是治国理政，样样都能深谙其道、深得其要。这一点从两人所创造的国家局面上充分得以体现，宋徽宗的北宋国在金兵的铁蹄蹂躏下丧权辱国，自己也成了阶下囚；而朱瞻基则通过励精图治创造出了一代盛世景象，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明宣宗画像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没几天，但其倡导“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的施政方针被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继续奉行延续，一系列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国策，极大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回复和发展，大明朝逐渐步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代。

其在位时期，大明朝政治清明，法纪严明，仓禀充盈，百姓安乐，一派国泰民安的治世升平之气象。后世将仁宗、宣宗两朝称之为“仁宣之治”，《明史》言：“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并将其与周朝“成康之治”、汉朝“文景之治” 和唐朝“贞观之治”相提并论。

仁宣之治

朱瞻基的聪明务实，铸就了“仁宣之治”

这位明成祖的“好圣孙”打小就聪明伶俐，讨人喜爱，之后又跟着爷爷朱棣四处征战得到了扎实的历练，加上深受父亲朱高炽宽厚仁爱性格的耳濡目染，使得他成了一位文武兼备、坚毅果敢、宽仁开明的继任者，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的聪明务实，从不务虚和好大喜功，能够清晰地把握当时的政权脉搏，洞察和体恤国事民情，为“仁宣之治”的铸就奠定了稳定、实效的政治、政策基础。要说他的聪明和务实，我们可以从下列其在位期间的三大举措窥得一斑：

其一，开创“票拟”和“朱批”制度

登位之初，朱瞻基虽然基本保留原有的政治行政架构，但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流程上做了一些创新变革，最为典型的就是强化内阁作用和促使宦官参与行政权两个方面。

为了稳固皇权，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领政制度，成祖朱棣更是工作狂不依赖内阁，致使内阁仅仅只是咨询顾问机构，在行政上的作用有限。宣宗继位后，认为所有事情都要皇帝自己亲批御理实在是太过低效且没必要，于是决意提升内阁地位以强化其行政和审议实权，同时也减轻自己的国事负担。宣宗不仅对三杨（杨士奇、杨荣、杨 溥）、金幼孜、黄淮等人在内阁中重新任职，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奏议预批和诏令草拟的办事程序，称之为“条旨”或者“票拟”。简单点说就是，六部官员交上来的奏议，不再是直接交给皇帝御批了，而是经过内阁先预先审议并以“票拟”的形式向皇帝提供决策参考，宣宗一般都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下到各部执行落实，除非是有争议的内容，皇帝才会召集内阁大臣进行复议定夺。此举促成了内阁成为皇帝与六部之间有力的桥梁，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政策多元合理性，这于是宣宗朝政治清明、吏治得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明朝“三杨”内阁

此外，明宣宗在尝到“票拟”的甜头之后，此后更加的“变本加厉”进一步给自己减负，他一反常规地在大内设置了“内书堂”，指定翰林学士们在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宦官们的素质和行政能力，而后还设置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来协助自己处理私人的文件。之所以选择宦官来担任这样的职位，主要原因在于宦官群体的忠诚度和私密度是其他集团难以比拟的。对于常规事项，宣宗都让太监代为批示，这便是“批红”或者“朱批”；而对于宣宗不想简单采纳内阁“票拟”建议之时，司礼监的宦官们就开始凸显关键作用了。这一举措在早期确实让办事更加迅速而高效，其不良弊端在宣宗朝也未明显显现，主要原因还在于明宣宗自己的掌控力较强和明察秋毫。

批红示意图

其二，军事上开始战略收缩、息兵养民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秉承其父仁宗的息兵养民之策，在边境上不再主动出击，转而开始战略上逐渐收缩。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待北边的蒙古和南边的安南的态度：

在北边，经过明成祖朱棣的五次北伐，东蒙古人（鞑靼）阿鲁台在北边原本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被摧毁，草原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矛盾丛生，自顾不暇。这样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明宣宗在位期间的北方边境出现了难得的暂时平静。而朱瞻基此后出于务实考虑，将偏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废除或者内迁，而对草原各部进行抚谕，并利用各部矛盾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进行保境安民，减少边境上军事冲突或是战争，以免干扰休养生息的国策。

明宣宗时期的边境地图

在南边，让朱瞻基比较头疼的就是安南（交趾，今越南）了。公元1407年，明成祖朱棣趁安南政权动荡、胡氏篡权，派大将张辅率大军一举平定胡氏政权，至此，阔别五百年的安南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然而，这样的直接统辖局面没有持续太久。公元1427年，明宣宗朱瞻基又是出于务实的考虑，最终以“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为由，宣布撤兵，结束了明朝对安南的统治，并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后来黎利又反叛并篡夺陈暠之位自立为王，并派人进京向明宣宗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承认其位置。朱瞻基认为国内疲惫，不愿远征劳师伤财，便顺势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此以后安南朝贡不绝。

安南示意图

可见，朱瞻基在南北边境上的务实策略，也客观上让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得到了延续，未受战事而影响。

其三，停止下西洋，海帆不再远航，甚至实施海禁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宝船63艘，载人近28000）南下西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远洋航行探险之旅，两年后船队成功归来。此后的二十多年内（分别是1407年、1409年、1413年、1417年、1421年、1430年）郑和船队又先后六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已知的行程最远到达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如《明史》记载，船队沿途先后到访了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只是在当时的时代，即便是我们用现今的眼光来审视，都不能不惊叹于此举之齐伟、壮阔。孙中山也曾评曰：“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活动，其耗资巨大。实际上，在明朝庭内部，从一开始便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据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研究统计，永乐年间所新建、改建的海船总计约二千艘，每只宝船约耗费约五六千银两，造价极高，而在船上装载的各种用于封赏的贵重物品其花费也不菲。为了确保宝船的建造质量精良，明成祖朱棣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可想而知。也正是因为 “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客观上造成了下西洋活动在明宣宗朝逐渐终止。上述七次下西洋的活动中，只有最后一次（1430年）是发生在明宣宗在位时期，此后再无远洋探险之旅，可见一斑。

郑和宝船

大明朝经过朱棣的五次北伐和六次下西洋，国库实际上已经非常空虚，且民生凋敝，百姓疲惫不堪，百废待兴。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正是清晰地了解这一社会状态，深刻感知民间疾苦，才采取了保守和务实的休养生息之国策。因此，向下西洋这种耗费巨靡的“好大喜功”的活动自然就要被逐步取消的。后来，不仅不再远航，为了加强沿海治安避免海盗骚扰，更是加强了海禁，致使原本日渐活跃的东南亚海上贸易渐渐萎缩。

仁宣两朝的海上收缩，且不论后世影响，在当时还是切实的为百姓着想，为国内的经济发展、生产力恢复、百姓的安居乐业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三大举措，对后世带来了深远的隐患，改写了华夏历史

如上所言，朱瞻基的聪明务实举措，其实是出于当时国家和社会的真实需要，在其精心的哺育和养护之下，明朝历史上国力最强盛、政治最清明、百姓最安乐富足的十年盛世开始呈现出来了。然而，有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朱瞻基的一些务实之举虽然对盛世缔造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从更加长远的眼光审视之时，便能发现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不利影响，不仅改写了明朝历史，甚至对我华夏命运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首先，票拟和朱批之策，极大的提升了宦官干政的便利性，深化了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加速了王朝覆灭进程。

朱瞻基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还设置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来协助自己处理私人的文件，甚至代行皇帝“朱批”处理朝政之事而很难收到内阁和六部官员的复审和监督。此举便让宦官们在文件转递的过程中可以上下其手，获得了去滥用皇帝特权的空前机会。

司礼监掌印太监（影视剧照）

从本质来讲，宦官之所以能够篡夺皇帝权力胡作非为，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和掌控力。对于明宣宗而言，他虽然极大提升了宦官们的地位，但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在位期间，曾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办、盐务和造船等指导活动，对于犯有重罪的宦官更是毫不留情予以处决，似乎能够控制宦官势力的膨胀，并能在宦官集团与内阁力量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并加以利用。然而，后世的皇帝们远不如他的明察秋毫和掌控力，宦官滥用皇权的情况就开始日渐严重，破坏力与日俱增，致使大明朝深陷政治失衡、腐败丛生、军事不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百姓苦难的泥潭积重难返，最终王朝覆灭。正如近代史学家孟森所言：“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虽然不能说大明朝的覆灭就是宦官造成的，但宦官集团长期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领导和权力体系混乱的官僚体制的顶点，实实在在的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百姓苦难，一定程度上还是改写了明朝的历史走向，为此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也不出奇。

其次，收缩边境、息兵养民，致使边境隐患丛生、国内武备松弛，才有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

明宣宗在位期间，随着在军事外交上的日趋保守，对边境的军事态势由攻转守，且影响力和战斗力均逐渐下降。在北境，朱瞻基将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吉林船厂等原先控制的军事据点收缩内迁，致使北境边防部署出现了明显漏洞。尤其是为了缩短后勤补给线，朱瞻基听取了边将薛禄的建议，放弃了开平的大片前沿戍区，结果此举被后世认为犯下了重大战略错误，拱手将广阔的“阴山走廊”让给了鞑靼阿鲁台部。此后阿鲁台被日渐强盛的瓦剌击败，北边蒙古全境基本被瓦剌实际控制。随着也先的不断壮大，不断伺机侵犯北边边境。这也客观上为后来明英宗时期瓦剌大军压境、窥视中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加上大太监王振的大权独揽，更是直接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瓦剌铁骑直逼明朝都城北京。一时间，大明朝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若不是还有个能臣于谦最后力挽狂澜，大明国祚估计要提前终止了。

土木堡之变

也先入侵

此外，朱瞻基对安南的不断造反不胜其烦，最终放弃了对安南的实际战领，承认了黎利政权的合法性，让安南之地得而复失。此举让明朝对安南的20年经营毁于一旦，标志着中原王朝最后一次尝试将红河平原纳入疆域的努力宣告失败。

再次，海帆不再远航甚至强化海禁，禁锢了中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交流，致使原本领先的海洋霸权一朝归零，为此后几百年的民族苦难史埋下了祸根。

要说前两个举措，仅仅只是改变了明朝的历史走向的话，那么停止远洋探索甚至是实施海禁，其影响就大了去了，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走向。

郑和宝船队的远洋航行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次数最多同时航行最远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突破性创举。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不是占领殖民地，也不是抢夺珍宝，早期的主要目的在于两个：一是探索西洋诸国和异国风情，二是向周边国家宣扬明朝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营造国运昌盛、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进而塑造大明朝作为天下共主的外在形象，以此证明朱棣丰功伟绩、千古一帝的个人威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朱棣还是朱瞻基，都没有意识到海洋霸权的重要性，虽频频远航，却未能为明朝获取一寸领土或是资源，带回的只是天朝杨威、万邦来朝的抽象成果。更加令人惋惜的是，随着郑和死去，朱瞻基不想劳民伤财便停止了远洋航行活动，自那之后，明朝的航海能力以及海上军事实力日渐衰微，以至于到后来沦落得连对付沿海地区的倭寇骚扰都成了大困难，明朝初期曾经辉煌的远洋航海史宛如划过星空的彗星一般，一闪而过，再难重现。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

明朝远洋事业的嘎然中止，致使中国退回了大陆文化的旧路子上来，令人遗憾。正如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对比15世纪中西航海家区别后感慨惋惜：“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假如明朝意识到远洋航行和贸易、海洋霸权的重要性，持续不断的强化海上探险，不断的接纳海洋文化的融合，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必然大有不同。

参考资料

1.《明史》

2.《明朝小史》

3.《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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