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红尘电影剧情「分析」

文：宿夜花

当提及电影《滚滚红尘》之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罗大佑作曲的同名插曲里的歌词：

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滚滚红尘里的悲欢聚散，时代变迁下的爱恨离愁，令人唏嘘不已。

当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审视电影《滚滚红尘》时，便会从影片凝结的流行符号中了解到更多的文化价值：

著名作家三毛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最后一部文学作品；

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导演严浩《似水流年》后的另一部重量级作品；

林青霞、三毛、张爱玲三位传奇女性爱情的跨越时空的“互动”。

01.林青霞演的是张爱玲、三毛、沈韶华还是自己？

电影《滚滚红尘》作为林青霞影海生涯无法绕过的一个巅峰，沈韶华一角为她赢得了其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后。从业内、影评人到观众在看完电影后都会产生疑问——林青霞演的是张爱玲、三毛、沈韶华还是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电影从文本到影像的全部过程。

在三毛的剧本中，作家沈韶华与汉奸官员章能才的一段旷世绝恋，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沈韶华与月凤间的友谊，又是张爱玲与炎樱友情的一种影射。

两位“并蒂花”式的女性角色沈韶华与月凤，仿若“一体两面”，本质上拥有相同的灵魂，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韶华的心思敏感多愁绪、月凤的横冲直撞热血率直，一外一内，一静一动，从两种不同层面作为作者三毛自我灵魂的投射。

从文本到影像的过程中，演员塑造的角色又是观众最直观看到的。因此，沈韶华与章能才的爱情，又是林青霞与秦汉戏里戏外爱情的一种诠释。而林青霞作为从台湾电影的“玉女”到香港电影中的“侠女”，其表演风格并非淡化个人特质、塑造形形色色强反差人物的“性格演员”，更接近于从自我形象气质出发、注重角色与自我契合度的“本色演员”。

在饰演《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之时，她当时的人生经历、精神状态、心境与沈韶华形成了一种共情，因此她无需过多诠释，她不经意的流露出的愁绪与迷惘，与角色之间有着高度默契的“不谋而合”。

是故，在角色最终的诞生过程中，经历了每一个主要创作者的自我投射。而观众对电影中沈韶华角色与林青霞表演的理解，又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艺术感受。因此，我们无需计较林青霞究竟扮演了什么，而是通过了解创作者所寄托的价值，去看到背后的意义。

沈韶华出生在一个旧式买办家庭，父母在无爱的包办婚姻造就了家庭的不幸与韶华性格的缺陷。母亲的早逝，父亲的冷淡，养成了韶华敏感脆弱又叛逆的性格。影片的开头，被困在一栋西式洋房阁楼中的沈韶华，试图“以死反抗”，封闭空间制造的逼仄感，正昭示着韶华成长中的枷锁与桎梏。

终其一生，沈韶华一直在反抗封建家庭、保守文化形态给她带来的一切行为禁锢，寻找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沈韶华因为父母之爱的缺失，内心永远处在一种无依无靠的漂泊状态，她渴望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与实现情感皈依。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成为其爱情悲剧的核心。

章能才英俊儒雅、气度不凡，苟全性命于乱世，却无法独善其身、沦为了日寇的爪牙。章能才纵使不乏更高的精神追求，却无法克服性格上的致命弱点——“懦弱”与“无力感”造成了他责任与气魄的缺失，成为了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沈韶华的爱，是一种超脱世俗目光的爱，她不惧汉奸的恶名，甚至对他的爱情也并不夹杂着对身份、地位的考量。她为此奋不顾身、不惜一切。

他的体恤与爱慕，给了无助、迷惘中的沈韶华焕发光彩的精神力量；但他的懦弱与无能，苟且偷生与自我放逐，给了沈韶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当他逃难到乡下，对房东太太说出了暧昧感十足的“小傻瓜”，支撑沈韶华的爱情支柱已然坍塌。

如果说沈韶华与章能才的爱情悲剧，有其作为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自身视野的局限性与性格弱点，月凤与沈韶华两位女性角色的对照，余老板与章能才两个不同阶层、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男性的对比，昭示着一个乱世更广泛的众生相。

比起韶华的优柔寡断、谨小慎微，月凤的爱，来得更为炽热又直率，她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与男友一起革命，最终成为爱情与理想的殉道者。比之事业成熟期的林青霞，事业上升期的张曼玉在形象气质上有着天然的青涩，也正因如此，月凤轰轰烈烈、无怨无悔的爱情，呈现出来特定年龄段才会有的率真。

对于悲喜交加、百感交集的复杂情绪呈现，比之《甜蜜蜜》中为人津津乐道的哭戏，月凤在韶华落魄之际重聚的一段戏，张曼玉已经呈现出了很强的层次感。

余老板，是一个可敬却又可怜的人物。他没有文化、没有受到教育，他的模样气质、言行举止，使他与沈韶华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精神隔阂。

他用性命与血汗挣得财富去追求自己梦想中的“沈小姐”，却从内在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低姿态的追求者。他的爱是卑微的，却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一厢情愿的单方面付出、无法实现平等交流的关系，终究使得他是韶华世界的局外者。

02.严浩的“文化寻根”情结与历史追忆

作为一部集合了几位传奇女性与文化符合的故事，需要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去承载这种灵魂内核。

在导演严浩的叙述下，家国历史的时间线与主人公的爱恨情仇融合在了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沈韶华与章能才的相识相知相恋；

日本投降后内战时期，章能才的苟活于世；

解放前夕的逃难船上，沈韶华将余老板赠予的船票留给了一生挚爱章能才。

影片的主体部分，是现实空间内沈韶华与章能才的爱情故事，由章能才为主视角叙述；

影片的另一重空间，是韶华小说中玉兰与春望的爱情悲剧，虚幻空间内的爱情以沈韶华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戏中戏”方式呈现。

在结尾处，章能才找回韶华遗作，玉兰将孩子取名月凤，两个时空完成了一种融合。虚实结合、时空交错的手法，给了影片带来一种超现实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超现实元素并不止于叙事方式上的虚实相生。在表现在一些意象的运用上，例如玉兰逃难的小屋外，血流沿着皑皑白雪包裹着玉兰的世界；开头与结尾，白茫茫大雪中缓缓独行的章能才，更是现实与虚幻的融合，介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梦幻感，正是历史巨轮裹挟下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正如《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影片《滚滚红尘》呈现的乱世影像，放到导演严浩的个人作品体系中探析，更有一种现实意义。

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不同于一般香港电影侧重于纪录香港都市百态，在严浩影像世界里，最鲜明的是“文化寻根”情结。这固然与其家庭文化环境难以分割，祖籍姑苏的严浩，不仅中国古典人文气息鲜明，更热衷于呈现一个宏观时代变迁、文明进程下的个体命运。

《似水流年》中，传统与现代价值对立融合下的乡愁在寻根之旅中得以消解；

《滚滚红尘》中，时代剧轮下的漂泊者对命运深感无力、无所适从；

《天国逆子》中，女性角色自我意识觉醒后于传统枷锁下无奈迷惘；

《太阳有耳》中，人性的悲悯与慈悲战胜了个人的私情与爱欲。

在香港新浪潮的诸多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导演中，当我们观赏到了徐克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感受出了许鞍华的女性关怀与命运忧患意识，理解透了方育平的底层关怀与现实纪录；严浩导演影像世界里的家国情结、民族忧患与文化寻根意识，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