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历史电影，皇帝和太子的相互对抗，《思悼》东方古典悲剧美学
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韩国著名导演李濬益擅长历史题材作品，以古代东方历史人文为主题的《思悼》《王的男人》等电影近年来备受国际影坛瞩目。《思悼》一片更是连获青龙奖、大钟奖及百想艺术大赏等几个最重要的韩国电影奖项，是体现东方古典悲剧美学内蕴的典范之作。
电影在探讨悲剧由来的同时，还努力还原人物悲剧所在的历史情境。置身于君主权力结构之下的父子人伦有哪些看点？编剧如何提取历史人物事件所蕴含的戏剧性元素？优秀的韩国导演对历史人物的塑造采用了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艺术创作手法？
编导又该如何引领观众进入历史悲剧的内核？本文拟从以上几个层面切入，探讨韩国优秀历史题材剧作对国产古装电影叙事的启发。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判断的基础都是出于当代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毫无疑问，制作历史电影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语境的真实还原。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有生命力的悲剧应能写出历史人物命运与人类当下的某种共通性，因为无论发生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造成历史悲剧的人性是不会变化的。
如克罗齐所言，历史实际上总是面向着当代人的现实需要。现代人的视角如何切入古代历史人物事件的内在脉络，如何与古代历史人物建立情感的深层连接，在实现历史语境还原的同时，又如何唤起当代观众的共鸣，这是电影编导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数千年以来，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朝鲜王朝（1392—1910年）定儒教为国教，以儒治国，这也是电影《思悼》人物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编导创作的角度而言，要想挖掘悲剧内核，就要对造成这一悲剧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离不开对人性深入的观察、感悟与理解。
这也意味着，悲剧是否真切反映历史人物所在生活内容的逼真性，编剧塑造的历史人物是否真实可信，父子人伦悲剧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王室父子关系的裂痕及破灭，历史人物形象的具体性及艺术典型性具体表现在哪里，世子的悲剧性命运是偶然还是必然，以上种种，决定着《思悼》这部历史题材剧作的艺术水准。
与大多数同类题材作品不同，《思悼》的编导并未过于关注历史悲剧所涉的宫廷斗争故事线，相关戏份被编导一笔带过，重点着墨的是这一对父子关系背后的君主权力结构。影片所呈现的历史背景是一幅等级森严的君主权力体系的画卷，王室父子关系居于这一画轴的核心。
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纲常结构之下的传统东方社会，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是家庭而非个体。“家”的核心是以父子传承为纽带的血源性纵贯轴。以父系血缘家庭结构为核心，扩展开来就形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共同体——国家。
也因此，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王室父子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更为强烈的权力色彩。正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王室内部的父之于子，具有绝对的宰制性、领导性。
围绕历史悲剧的诸多史料可能存在不同的面向，因而历史素材的择取不仅体现了编导的匠心，亦可见其深受东方古典文艺思想的影响。中国明代作家冯梦龙曾说：“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
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在冯梦龙看来，人物叙事最重要的是合乎情理逻辑。好的作者应通过描写人物本性变化的轨迹揭示人物事件的真相。冯梦龙虽然说的是文学，但对电影叙事同样适用。
人物性格发展的情理逻辑对历史电影的人物塑造具有重要意义。《思悼》悲剧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这部电影表现父子关系被权力机制异化时，有一个细致入微的人性心理畸变过程。悲剧主人公世子绝非一开始就对父王抱持敌意的态度。
童年世子以孩童天真的视野，探寻身为人君所应有的风范。英祖亦对世子表现出“望子成龙”的殷切厚望。在这里，编剧写出了王室父子关系与寻常百姓人家共通的一面，并以此激发观众的共鸣，同时也就带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如果王室父子与普通父子关系并无二致，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从何而来呢？童年父子关系记忆的追溯，最具看点的一场戏无疑是身为父王的英祖对儿子喜好的否定。
童年世子爱读《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英雄传奇或神话故事，不喜父亲强行要求背诵的儒家经典，这本是小男孩的天性，英祖却对此无法容忍而勃然大怒。
这固然体现出英祖身为父王的控制欲及其为人刻板、不近人情的一面，但也意味着，在英祖看来，世子身为君主地位传承者的身份意义远大于父子血缘维系的亲情，父子关系只是君主权力地位传承的附属物而已。
儿子一旦长大成人，就可能对自身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这使得对君主之位无比看重的英祖必然会对可能失去的权力感到焦虑不安。父子之间的人伦悲剧由此初见端倪。
世子的“临朝听政”，可视为父子关系发生关键性转变的一场戏。青年世子表现出的初为人君的儒雅风范与气度征服了朝野上下，亦获得以太妃为代表的后宫妃嫔的赞许，却不想碰触到朝堂派系之间的现实矛盾及利益纠葛。
这本是世子年轻气盛不谙世故所致，若英祖有心栽培，也必能看到其情有可原的一面。然而，面对世子处理政务的气魄及风度，英祖因极度嫉妒而全盘否定了世子。
与寻常百姓为人父母对子女寄予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许不同，编剧在此写出了君主权力结构之下父子关系的可叹可悲。从世子人物形象的构建中亦可见编导对历史悲剧人物内在世界的深层探索。
与父王英祖迥异，世子为人情深义重且不拘泥于繁文缛节。世子身边的臣子一再劝其没事多去父王寝殿问安，在父王面前多献殷勤，世子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
在世子看来，父子关系重在内在情感的呼应及理解，而非外在表现形式，这与英祖墨守成规、喜听谀词形成鲜明对比。而世子的我行我素只能导致父子关系渐行渐远。
有两场戏可视为父子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一场戏是世子在风雨桥头接受父亲毫无来由的惩罚；另一场则是他在风雪潇潇之中长跪于宫门之外哀求父亲的谅解。两场戏均体现了《思悼》的创作构思深受中国古代文艺理念的影响，也就是刘勰所讲的“窥意象而运斤”。
在中国古典文艺理念中，“意象”“意境”是美学的核心概念。对意象的描摹与对意境的塑造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自觉追求。风雨或雪花的意象渲染营造了《思悼》悲剧美学的深邃意境，也是为历史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作铺垫。
后期世子疯癫顽劣的行迹背后亦折射出其对父王无法言说的心声，被权力结构阻断了情感交流的世子只能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向父王表明心迹。
太妃之死意味着父子关系彻底决裂。太妃对世子的庇护及对英祖宠妃的责罚必然激怒英祖并引发母子关系难以调和的矛盾。英祖在母妃面前赌气说出“退位”两字，母子两人的意气之争不可避免地波及身处宫廷漩涡中的世子，世子也因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这也是现代观众理解历史人物行为的一个难点。英祖所谓的“退位”为何只能凸显其为人的虚伪？世子为何不能如太妃所愿接受父王所谓的“让位”？显然，这与历史人物所在社会的儒家伦理结构规范息息相关。
中国清代文学评论学者金圣叹认为，剧作家在进行人物创作时，应运用“动心”这一心理机制。“动心”，是指作家在进行人物形象创作时，应有抛弃自身固有社会意识（包括作者本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的自觉，并让自己代入笔下人物所在的历史文化情境，如此才能创作出人物真实的思想、心理活动及行为选择。
《思悼》对王室权力结构之下父子关系的描写符合金圣叹阐述的“动心”说。历史人物所在的权力结构深刻影响着人物行为的取向。太妃为了保全世子不得不选择绝食自尽，太妃之死也为这一场宫廷矛盾画上一个凄凉的句号。
经由这一场戏，编导不仅真实还原了悲剧人物所在的历史文化情境，亦勾勒出英祖被权力异化的人性沦丧的一面。历史电影创作的核心要求是艺术真实。
电影《思悼》对历史情境的再现也绝不仅限于服饰、化妆、道具的技术性还原，更重要的是作品准确地诠释与表达了历史人物的时代思维与文化心理。
由此可见，在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时，既要了解人物所在历史的时空背景，掌握人物的个性特质，又要研究人物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电影《思悼》在历史人物的历史还原与艺术重构、时代解读之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思悼》的历史主题并不局限于对悲剧由来及其所在历史情境的探讨。编导亦通过对这一历史悲剧的再现，探索东方人文伦理困境之出路。
世子与世孙这一组父子关系的对比描摹因此显得无比重要。世子持剑行刺英祖一场戏将故事进程推向高潮的同时，亦将两组父子关系进行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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