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6岁的她抱着1岁的女儿上刑场，女儿后来成了国之栋梁
1941年11月17日，26岁的刘惠馨即将被押往刑场。
她亲昵地抱着1岁的女儿，给女儿喂完最后一顿奶后，她坦然地抱起女儿，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刑场。
在奔赴刑场的路上，刘惠馨问特务：“你们打算把我的孩子怎么样？”
“哼！共产党员还要孩子吗？”特务的语气中透露着轻蔑。
刘惠馨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命运，她虽然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但绝不会向特务低头。
随着一声枪响，年仅26岁的巾帼英雄刘惠馨壮烈牺牲。
刘惠馨是什么身份？她一岁的女儿命运如何？孩子的父亲又是谁？
刘惠馨原名刘一清，江苏淮阴人，自幼便怀揣着报国的梦想。
她幼年时期在南京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时期经常获得奖学金。
1935年，中学毕业的刘惠馨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进修机械工程专业。
大学时期的刘惠馨成绩依然优异，在校期间她加入“学联”，致力于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一个新生进入到了刘惠馨的视野。
9月的一个周末，刘惠馨和同学正在绘图室练习绘图，发现一个男生经常偷偷地瞄她们。
等到男生出去后，刘惠馨好奇地走到男生的画板前，看到他绘制的机械图纸都比较简单，看来是个学弟。
这个男生就是著名的现代作家马识途。
由于工科学习难度大，而且毕业后的工作也很辛苦，因此很少有女生报考工学院。
马识途早就听说有两个女生固执地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今天正好见到了这两个女生，就好奇地多看了几眼。
返回到绘图室的马识途见到刘惠馨二人正在看自己的画板，便要求看她们的图纸。
结果发现二人绘制的机械图纸远比自己的复杂，于是便虚心地求教道：“你们二位都是绘图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我吗？”
刘惠馨大方地笑着说：“当然可以。”
听着刘惠馨的讲解，她那双颊上的酒窝给马识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人渐渐熟络起来。
两人虽然就此相识，但是都忘记了问对方的名字。
第二个周末，刘惠馨再次和马识途在绘图室相遇。
马识途趁着向刘惠馨请教问题的机会，鼓起勇气问了她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刘惠馨，话说你应该在问我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吧？”
马识途赶紧告诉了她，一种异样的感觉在马识途的心里升起，或许这就是爱情的萌芽。
就这样，每个周末刘惠馨都会在绘图室里指导马识途绘图，她成为了马识途的辅导老师。
在和马识途认识一段时间后，刘惠馨感觉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值得自己把他推荐给组织。
在两人一起散步时，刘惠馨突然问道：“你愿意参加学生革命组织吗？”
马识途有些意外：“什么革命组织？”
“你先说愿意不愿意，愿意的话我再告诉你。”
马识途心中有些了然，便反问道：“你说的革命组织是南京学联吧？”
刘惠馨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的？”
马识途笑着说：“我已经参加了呀！”
原来马识途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有识之士，他刚进大学便参加了南京学联。
二人不但有相同的专业和爱好，还有着共同的志向，一时之间颇有志同道合的欣喜。
随着两人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两颗炙热的心也渐渐碰撞到了一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刘惠馨和马识途在南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到各地宣传抗日。
由于调研不够充分，刚开始学联的宣传并没有引起民众的兴趣。
在刘惠馨的建议下，宣传团队从民众的实际问题入手，抗日宣传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1938年2月，马识途被调往武汉从事工人工作。
马识途与刘惠馨暂时分开，不久后，刘惠馨也被派到宜昌等地工作。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二人本以为分开后便再也不会相见，因此便把感情压在了心底。
没想到命运又把两人安排到了一起，1939年10月，两人同时被安排前往恩施工作，两人的感情一下子迸发了。
在恩施，马识途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刘惠馨担任妇女部长兼特委秘书。
同年冬天，党组织批准二人结婚。
在恩施五峰山下的柑橘园中，刘惠馨和马识途终于成为了夫妻。
结婚这天，马识途激动地写下了诗歌《我们结婚了》。
在诗中，他们以“爱情”为主婚人，以“艰辛”为证婚人，以“革命”为介绍人。
为了工作的隐蔽性，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一个客人到场。
刘惠馨和马识途“双手按着革命经典”，发誓永不离婚。
结婚后的两人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马识途忙于到各个县巡视和检查，刘惠馨留守下来负责特委机关的工作。
1940年春，刘惠馨怀孕了。
此时的恩施革命工作正如火如荼，刘惠馨有些焦虑自己怀孕后不能继续革命工作。
为了孩子出生后的安全着想，马识途甚至有了打掉胎儿的念头。
一番思索后的二人还是决定把爱情的结晶生下来，即便生活艰辛也不放弃。
12月，两人的女儿出生。
在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由于叛徒的出卖，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的行踪被敌人发现。
何功伟在探望刘惠馨的时候，特务包围了刘惠馨和马识途居住的柑橘园。
在这紧要的关头，本来有希望逃跑的刘惠馨选择了留下，用宝贵的时间销毁党的秘密文件。
当敌人冲进屋里抓捕她的时候，所有的资料均已被烧毁。
已知自身命运的刘惠馨从容地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走向监牢。
马识途由于在外地疏散党组织而逃过了一劫，为了避免党组织受到更严重的损失，得知妻女被抓的他强忍着内心的悲痛，组织特委地下组织撤退转移。
没想到这一离开，马识途与刘惠馨就天人两隔，再也没有见面。
刘惠馨在狱中吃尽了各种苦头，当时的她身体还未恢复。
特务长官陈诚和朱怀冰认为刘惠馨一介女流之辈，还有孩子这个软肋，在审讯之下一定可以快速突破。
但事实却打了二人的脸，严刑拷打根本没有把刘惠馨压垮，反而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
刘惠馨和何功伟在狱中积极领导革命，他们鼓励被抓的革命青年们坚定意志，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特务对刘惠馨这样意志坚定的革命分子非常头疼，最终决定把刘惠馨和何功伟二人枪毙。
1941年11月，刘惠馨奔赴刑场的路上。
特务一把抢过她怀里的孩子，毫无人性地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在这最后的时刻，刘惠馨也没有向特务低头，她扭头看了一眼草丛中的孩子，昂头走向了刑场……
刘惠馨一岁的女儿并没有死去，而是被一个好心的围观群众救了下来。
并把襁褓中的孩子交给工人吴有华夫妇收养，吴有华给孩子取名为吴翠兰。
妻子牺牲后，马识途一直坚信自己的女儿还活着，从未停止寻找。
1958年，湖北省公安厅得知马识途寻女的事情后，特意成立了专案组。
经过一年多的查找，专案组终于在武汉发现了与马识途失散十八年的吴翠兰的线索。
得知消息的马识途连夜赶往武汉，看着吴翠兰的档案和照片，马识途激动不已。
吴翠兰与刘惠馨长得是如此相似，她就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绝不会认错人。
巧合的是，当时的吴翠兰已考入北方工业学院的机械专业，仿佛继承了母亲刘惠馨生前的专业爱好一般。
1960年4月底，马识途赶往北京，当天晚上就与吴翠兰见了面。
父女重逢，两人心中感慨万千。
第二天，马识途带着女儿到天安门广场游览，与女儿作了一首诗感谢湖北省公安厅让父女二人重逢。
不久后，马识途把自己珍藏多年的纪念品郑重地交给吴翠兰，一盒圆规、一盒计算尺，这两件纪念品就是刘惠馨留下唯一遗物了。
马识途希望女儿在记住母亲的同时，在母亲的激励下，为祖国做出贡献。
吴翠兰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于196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的吴翠兰毅然选择了参军，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伟大的国防建设事业。
刘惠馨是伟大的革命烈士，无论是在上学时期，还是被捕入狱后，她从未动摇自己的信念。
1942年，得知刘惠馨壮烈牺牲的事情后，毛主席指示南方局为刘惠馨、何功伟等人开追悼会。
党组织号召全体青年向他们学习，表达对烈士的缅怀和敬仰。
刘惠馨不但自己是不怕牺牲、敢于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巾帼女子，她的精神也影响着一代代的热血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