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人鱼小姐，电视剧韩国电视剧人鱼小姐

韩国伦理剧《人鱼小姐》具备了韩国长篇电视剧常有的两大特征：一是情节发展比较缓慢，二是剧中人物角色众多。

作为一部长达160集的长篇电视剧，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观众出现收视疲劳，该剧精心塑造大量不同的人物角色，利用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提升观众对电视剧的忠诚度，令观众一旦开始收看该剧并理清了剧中的人物关系，就会时刻去感受和关注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人鱼小姐》一剧前后共塑造了16个不同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数量高达11位，占全剧人物总量的近70%，具有绝对的优势。

在对这些女性形象展开进一步分析以前，我们先通过下面这个直观的矩形人物关系图（见图四）来理清这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以该剧的主要人物殷雅丽英为核心，以顺时针的方向先来展开矩形图内圈中核心人物与剧中其他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1-4）。

第1条人物线中，雅丽英与瑞莹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而瑞莹的母亲则是夺走雅丽英父亲的仇人，是她报复的主要对象；第2条人物线中的朱旺母亲与奶奶是雅丽英结婚后丈夫的母亲及奶奶，而保姆则是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处处思谋与她作对的势利之人；

第3条人物线则是雅丽英的至亲，由于被丈夫被弃、儿子夭折而双目失明的母亲，以及一块儿长大有着共同人生经历，并在她复仇路上给予关键帮助的唯一的知己朋友；第4条人物线中马琳的母亲是雅丽英的母亲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并一直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娶雅丽英为妻，而她的女儿马琳则跟随雅丽英学习剧本创作，并视其为自己的偶像。

在矩形图的外圈，围绕着核心人物雅丽英，剧中其他的女性人物之间也表现出复杂的彼此关联（A-F）。

A线中，瑞莹是朱旺的未婚妻，而朱旺的母亲和奶奶都是瑞莹母亲的影迷；B线中，朱旺的母亲和奶奶虽然对于雅丽英母亲悲惨的命运和卑微的地位不满，却由于儿女的婚姻成为亲家；C线中马琳的母亲是雅丽英母亲年轻时代的好友之一，在雅丽英母女身陷困境时慷慨的予以援助；而D线上，瑞莹的母亲不仅是马琳的母亲童年时期的朋友，亦是其服装店的常客，两人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最后还被迫结成了儿女亲家；

E线上瑞莹的母亲作为雅丽英母亲儿时的朋友，却夺走朋友的丈夫，破坏朋友的家庭，成为受众人谴责的对象；而最后的F线上，朱旺的母亲和奶奶是马琳母亲时装店的老顾客，而马琳的母亲出于一些自私的想法，在不少关键时刻亦扮演了一个消息散布者的角色，为主要人物雅丽英与李朱旺的结合设置障碍。

在清晰了个案《人鱼小姐》中数量众多的女性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网后，下文将会从社会化程度、教育与职业、道德与力量以及性格特征四个角度来解读这些不同的女性人物，从而发现她们背后隐藏的性别权利结构的实质。

女性的社会化程度是指女性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而社会化程度的高低则可以被视作衡量性别权利平等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这一指标为衡量标准，我们可以发现韩国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社会化程度普遍偏低。

《人鱼小姐》剧中的几位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职主妇，一类是职业女性，作为前一类型的代表性人物——朱旺的母亲和奶奶，她们完全以家庭、丈夫和子女为生活重心，每日所关注的事务就是家庭的稳定幸福、儿女的婚姻、他人的绯闻等非常私人化的事务，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事务方面的参与性；

而对职业女性的形象塑造而言，该剧对女性职业生活领域的描述几近于无，即使在极少场景中对主人公雅丽英进行社会体验与采访这种社会性事务的有限描述也仅仅是作为爱情主题的一道背景，而诸如家庭、恋爱、忠诚、嫉妒等私人问题占据了整部电视剧叙事的中心，它们被塑造为女性理所应当似乎也是唯一能够投注以全部精力和心思的生活重心。

在早期的儒教式家庭中，只有男孩可以读书，可以玩耍，女孩却被关在家里的内室中，接受有关女人该做的事情，如做家务、刺绣和烹饪等的教导，广大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从而也丧失了获得与男子同样社会地位的权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令无数女性长期处于愚昧无知、对男性完全依赖的状态。

事实上，具有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其思维方式、言谈举止、甚至谈话的内容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接受教育的权力可谓是争取平等的男女权力结构需要迈出的极为关键的一步。

在女性教育上，《人鱼小姐》一剧中的多位女性形象，除了朱旺家保姆以外，其余所有的女性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正是基于这种良好的教育背景，剧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整体境况显得相对乐观和理想。那么究竟是根据哪些要素来判断人物的社会地位呢？

所谓的社会地位是指人在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人格地位，主要包括职业、职务等诸方面的因素。本文个案《人鱼小姐》中的11位女性形象，共有7位以职业女性的形象出现并分别从事不同的职业：雅丽英、马琳——剧作家，瑞莹母亲——演员，马琳母亲——时装设计师兼时装店老板，瑞莹和雅丽英的朋友——记者，朱旺家阿姨——家庭保姆，其中雅丽英和瑞莹在结婚后先后处于不同原因选择暂时或永远地放弃了工作。

这些女性由于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自谋生计的生存能力，往往经济独立，部分或完全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因此对男女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有着较高的追求。然而从职务来看，我们却又不难发现男性通常被表现为占优势的、活跃的、积极进取的和有权威的；女性通常被表现为次要的、被动的、唯命是从的和边缘性的。

这一点明显的表现在男女职务上的不平等当中，男性往往位于权势的核心，一般处于管理位置，其地位普遍高于女性，如在《人鱼小姐》剧中，社长或主任等责任重大的管理基本都是由男性担当，女性要么是无足轻重的普通职员，要么就是扮演秘书等边缘化的刻板类型角色。

在整个人物塑造的过程中，韩国伦理剧往往隐蔽却肯定了表现出性别角色自然特性的社会不平等，而剧中的另外四位女性人物，朱旺的母亲和奶奶，雅丽英的母亲以及马琳的朋友，则从始至终一直都扮演着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

她们即使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却只是将教育视为提高自身修养，从而增加嫁入好人家可能性的砝码，一旦愿望实现，便一门心思的做起全职主妇，如剧中人物朱旺的母亲和奶奶，两人都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然而在她们整个的人生中却从未从事过任何职业，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照顾丈夫、持家育子，而马琳的朋友更是无所事事，整天似乎只是以找到一个好丈夫人选为生活的重心和目标，这类女性人物本身对社会地位的要求就相当模糊，因此从她们身上似乎感受不到对男女权利结构不平等实质的意识和不满。

从“道德维度”来看，在宣扬忠诚、宽容、善良等基本社会伦理道德上男女平等的观念之外，韩国伦理剧仍然无法避免对性别成规所造成的道德标准性别化差异的强化和灌输。在韩国电视剧中，女性在结婚前只要曾经有过恋爱经历或者婚姻经历，则不仅会被男性轻视，就连女性本身都会按严格的女性道德标准直接予以否定。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则必须恪守对丈夫、公婆的尊从，旧时“三从四德”陈腐道德标准的残留仍然隐约可见，而“贤妻良母”更是不断被强调的女性道德准则。不仅如此，“母以子贵”的积习也还在不断的被强调与合理化，甚至女性自身也将传宗接代视为遵循妇德的一项基本准则。

在《人鱼小姐》剧中，女性人物瑞莹就因为婚后无法生育而受到埋怨与谴责，陷入绝望的境地，甚至不惜主动提出以离婚来弥补自身的“错误”。

从另一个角度“力量维度”来看，同传统意义上道德而软弱的刻板女性形象相比，强大化是当代女性发展呈现出的一种必然趋势，她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反抗传统阳性主义价值观为女性设定的种种规则。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男性一样承担了生活的压力和实现了经济独立；

在家庭中，年长一代的女性开始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平等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逐步从对丈夫的一味顺从走向勇敢反抗。剧中男主角朱旺的母亲面对丈夫长期的冷漠与轻视，从逆来顺受到积极争取，表现出女性从软弱走向强大的真实形象写照。

而年轻一代的女性，如剧中的女性形象马琳更是将传统阳性主义价值观为女性设定的相夫教子的规则弃之如敝，直截了当的表达了女性不再寄希望于依赖男性为生，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事业和独立生活的新观念。

然而即使在强大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中，女性仍然不得不对某些按传统阳性主义价值观所设定的规则表现出妥协和退让，回归家庭、持家育子、尊从丈夫等观念也不断的在剧中得以反复强化，即使作为现代女性典型代表形象的雅丽英，虽然有能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却仍然不得不屈服于持家育子这一传统妇女道德规范的要求，让事业让位于家庭、丈夫和为家族传宗接代等阳性主义价值观赋予女性的基本职责。

比较研究韩国伦理剧《人鱼小姐》中女性形象的解读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表现出的两大趋势，一是女性形象被符号化，二是性别权利结构表达的隐蔽性。

根据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较早提出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也译固定成见)，“所有影响中最微妙和最有普遍意义的是创造和保持固定的成见的储存物。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

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的。如果不是教育使得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些先入之见会深深地支配整个知觉过程”，在刻板成见的形成过程中，媒体对两性形象的塑造和强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韩国电视剧中，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各种面貌没有得到完全如实地反映，女性形象一直被复制为“贤妻良母”或“女强人”等类型化女性形象，缺乏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传统角色。

参考文献：

陈龙：《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2．陈晓春：《电视剧创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